一、中国传统绘画发展得最成熟的就是山水

　　中国山水画成熟的标志是，她形成了一套近乎抽象的形象符号和带有程式化意味的创作过程。勾、皴、点、染；介字点、个字点，斧劈皴、披麻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套路。她把大自然“翻译”成了一种独特的样式——用上述符号营造的、具备特定格式的、带有一种装饰效果的、体现出作者明显心灵因素的画面。“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等论述最初是对人物画而言的，认为人以外的对象是无“神”可“传”的。发展到后来，不但人有“神”可“传”，物也有“神”可“传”。再后来，更高的境界，不但要“传” 对象的“神”，还要“传”作者的“神”，而且这些理论在山水画中有很好的实践。花鸟也很成熟，但符号化未完成，基本上还是以对象自然形态的表达为主旨。人物则更次于花鸟，因为毕竟是表现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更强调对象自然形态描摹的准确性，难以符号化、程式化，只能在衣裳线条上发挥一点“勾”的功能，在脸面、五官上就很难施展了。不过，即便是强调对象自然形态描摹的准确性，她与西洋画的反映论从观念到效果都是大不相同的。

　　正因为有这个不同，方显出我们民族艺术的特色。我认为，中国绘画体系是最符合艺术本质追求的画种。先讲两个相对的例子，就是西方人做人的故事和中国人做人的故事。基督教“创世纪”中，上帝先用泥土做了亚当，后来从亚当的胸部取出一根肋骨来，做了一个夏娃，繁衍了人类。一开始就是外科手术，用一种科学的手段、严谨的模式把握世界。中国人的“创世纪”是女娲用黄土做人：“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是拿泥巴来捏出人，一团泥巴捏一个人，后来忙不过来了，就用绳子沾上泥浆往外甩，一滴泥滴就是一个人。一开始就是做雕塑，就是艺术创作，以一种想象的、甚至带有某种率意性的态度把握世界。中西的观念，从做人方式开始就有所不同，艺术观念也就不一样。尽管在初始阶段，中西都有相同之处，如希腊瓶画与中国绘画都是侧重线条的运用，但毕竟两者的内涵是不完全一样的。发展到后世，距离就越来越大了。

　　我认为中国绘画更趋近艺术本质的追求，就是更看重心灵的创造。最明显的例证，就是画神仙。西方人画的天使，也有想象——长了翅膀就能飞上天了。他们是一种直线思维，所以还是使用外科手术，“移植”了一双翅膀。虽然画得很真实、很漂亮，但是那么肥，怎么看都不像飞得起来的。中国人的想象是跨越性的，天马行空。敦煌的飞天，几根飘带、几组线条，空灵飘逸，游荡空中，从本质上就脱离了“人”束缚，从物理学上就摆脱了地心引力，重新构想了一个天上的世界，那里给人的感觉就是神仙的境界。后世的山水画，以一种符号化、程式化的手段去把握自然，也是在追求一种本质的表达。中国人追求的就是这种本质意趣，这是中国艺术的优点。西方绘画直到塞尚才开始悟到这个道理，而多方实践，还是现代派时候的事。

　　二、共和国建立以后是中国画人物画发展的黄金时期

　　认识了中国艺术的特点、优点，还有必要回过头来，从时代发展需要的角度了解它的不足之处。正因为传统山水画发展成熟，形成了特定的符号和创作程式，因而也形成了相对定型的作品样式，这同时也就给自己加上了一个桎梏。其实，以文人画为代表的中国绘画到清末已发展到了顶峰，走进了样式化的泥淖。最常见的问题，首先一个就是一些作品给人的感觉陈旧，还有就是雷同、重复。一个个人展览会作品挂满展厅，但好象只画了一幅画；有时侯众多人的联展作品也好象是一个人画的。有的山水画的确很有笔墨情趣，但是画长白山和画五指山是一个样的。第二个问题，是实践性的，就是表现现实题材的时候往往产生麻烦。还以山水为例，以前的符号、程式画山、树、石和画茅草屋等非常贴切、非常是那么回事，但要画当今的高楼大厦、汽车飞机就难免有点格格不入了。原因在于，我们的先辈还未有创造出画这些新事物的符号和程式。第三个问题，是体系性的，中国艺术重视意象、追求空灵，这对一些需要逼真、厚实感觉的描绘就先天地成为弱项了，譬如说对重大的历史题材创作的逼真感、厚重感就显得力不从心。这又谈到人物画问题了。传统中国画，人物画成熟得最早，唐代就是一个高峰。其中用笔用线的技艺可谓炉火纯青。不过，这种成熟并没有像山水画一样孕育出一套符号和程式。具体地说，未有出现诸如在画鼻子的时候就用斧劈皴，画眼睛的鱼尾纹时就用介字点等等套路，基本上是以线条加晕染来再现对象。经过宋代的臻于完美的细腻追求，人物画走向衰落，到了清代、民国，已经萎缩到了几乎没有人会画了，任伯年是少有的代表。即便是山水画，也还是沿袭着“四王”的套路在兜圈子。直至20世纪初，一股“西风”吹进来，中国的画坛开始出现了变化。面对异域艺术无非三种方式：抵制、利用、改造。第一种，抵制，即纯传统模式。主张固守传统形式规范，让传统绘画在相对封闭的本土环境中发展。代表人物如齐白石等，他从民间艺术汲取营养，以形成自己独特的面貌。这是保守方式。“保守”一词无贬义，犹如医学之“保守疗法”仅指一种治疗方式一样，实即与异域艺术拉开距离，河水不犯井水。虽然抵制派不主张融会异域艺术，但客观上可以把对方作为自身的反面参照，这也是交流本身的意义所在。第二种，利用，即吸收融会模式。取异域艺术之长处以丰富自己。这也就是历史上所称的折衷派，如岭南派、海派等均属此类。这种方式的特点是立足于传统形式规范，以异域艺术观念、技法等补本土艺术之不足。这也就是从前所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代表人物如徐悲鸿等，他把西洋画的造型观念、素描手法等引进中国画，拓展了她的语言。这里有一点要强调的，即她的形式规范还是民族的。或者说，她还是以传统绘画观念、按中国画的程式套路制作的。第三种，改造，即加工融会模式。这种方式，是保留异域艺术的基本观念和制作套路，用中国画的工具材料和审美趣味对她进行加工改造。这可以说是对异域艺术尤其是西方现代艺术语言的拓展，并为现代艺术的中西审美融通架起了桥梁。代表人物有林风眠等。不同模式，各有追随，偶有争论，自谋出路。那个年代中国内忧外患、战乱频繁、国弱民贫，艺术几乎也只是少数文化人的事，除了抗战期间略受重视外，其余时间国家是很少顾及的。

　　共和国建立以后，情况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体制的需要，由于“左”的特别是一段时间极左的政治路线影响，在“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下，文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社会地位被提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与此同时，文艺的工具作用和仆从性质也被过分强化，服务方式也几乎变成了图解。要完成这个任务，传统中国画的不足就历史地突现出来了。正因为如此，革新中国画问题受到了党、甚至毛泽东主席的高度重视。在这种环境下，上述的“第一种，抵制，即纯传统模式”遭遇冷落，“第三种，改造，即加工融会模式”被取缔，只有“第二种，利用，吸收融会模式”成了主流。在新中国封闭的环境中竟然还能继续扶植西方的美术教学体系，并全盘引进了苏联的绘画教学方法，而且还在中国画系开设了人体素描课。甚至在受到极左路线干扰的时候，毛泽东还做出科学的决断。1965年，当康生等人提出要禁止模特儿写生教学的时候，毛泽东明确批示：“此事应当改变。男女老少裸体模特儿，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还有：“……中国画家，就我见过的，只有一个徐悲鸿留下了人体素描。其余……没有一个能画人物的。徐悲鸿学过西洋画法。此外还有一个刘海粟。” 1967年再次批示：“画画是科学，就画人体这问题说，应走徐悲鸿的素描道路，而不应走齐白石的道路。”与绘画问题批示相类似，对音乐也一样。如对军乐队用民乐还是西乐的批示，也是十分明确地要后者，还风趣地以总不能让我们的战士背后还写个“勇”字作比方。从他的这几段批示来看，明显流露了对西洋画、人物画甚至“人体素描”的褒扬和对传统花鸟画的贬抑。从爱好上说，毛泽东并不喜欢美术，这从他的传记中可以了解到。他喜欢古典诗词，戏曲，更宏观地说，他喜欢中国传统文化。但作为领袖，他不会只以自己的好恶行事，而是从国家利益出发全面、客观地做出科学决策。这自然是居于政权需要所作的选择。毛泽东深知“西洋画法”和“人体素描”对反映现实生活甚至直接图解政治内容的重要意义，而花鸟画于此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其余……没有一个能画人物的”，是对当时中国画现实一针见血的点评，明显地有意要大力扶持人物画。毛泽东的有关指导思想，客观地促进了中西艺术的交流与融会，尤其是对油画、雕塑等在中国的发展，以及传统中国画技法的拓展、特别是人物画的复兴都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共和国建立以后，是中国画人物画发展的黄金时期，而传统的山水花鸟画则被打入冷宫，基本上上不了展览会或出版物。后来通过“嫁接”水坝、高压线和革命胜地等方式把山水画带出了绝境，而花鸟画则最多在诸如“棉花丰收”之类牵强的题材中偶尔提醒人们还有这个门类存在。

　　三、市场化与全球化

　　改革开放，又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新时期涌现出大量新的成果，也面临不少新的课题；传入了新的价值观念，也产生了新的负面影响，主要反映在国际上“全球化”的逼迫和国内市场化过程中的新问题。新时期，发展经济，把综合国力搞上去是头等大事。但“市场”是把双刃剑，市场经济带来了美术领域的繁荣，也同样带来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也要正视它，更要学会驾驭它。这是一个必须的过程，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出现了雨果笔下的《悲惨世界》，我们这个转型的阶段，肯定也会有“阵痛”。

　　最直接的莫过于书画市场本身了，其中书画造假问题首当其冲。有人说这是中国的、现在的弊病。我说不对，古今中外都有。一个最经典的笑话是，伦勃朗一生画了六百幅油画，但有三千幅收藏在美国。他们造得比我们还厉害呢。另外，艺术品不同工业产品，无法做理化分析。而且，即便是自己的画，自己说了也不算，因为未必都是真话，历史上悔其少作的事情很常见。由于某种需要，把它说成真的或者说成假的都有可能。所以，真与假是一道永远难解的方程。与此相关，另一方面，就是催生了展览和出版的新行业。上面提到的山水花鸟上不了展览会、出版物的那一页历史早已翻过去了。现在只要有钱，作品没有违法内容，你都可以展览、出版。而且现在充斥市场的大部分就是当年受冷落的样式。现在展览长盛不衰，画廊生意兴隆。还有，一些以中介为业的书画机构和个人买书号或用境外书刊号的非正式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个感觉是明显的：从前的出版物大多是经典，或者是范本，有保留价值。而现在的出版物，大多是“广告”，看完就扔。甚至是垃圾，看都不看就扔。道理很简单，从前层层审查，是非常严格的。现在有一些人炒作自己，画册印得很豪华，但画很差，实在是一种资源浪费……这些就是当前的现实。但有一点是事实，即这个市场使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并且还养活了一大批人。也就是说，造假卖假、虚假宣传等现象是市场运作尚未成熟时期的必然产物，犹如人体与寄生虫一样，只要有人体就会有寄生虫。只能是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规范，以达到最大程度的遏制。书画市场彻底打假，那只是一个良好愿望。真、假，优、劣，仿真、造假，吹捧低劣、打击伪造……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生物链，养活了一大群人。不过，繁荣总比凋零好。对于艺术本身，最大的贡献就是带来了艺术的大普及，而负面的影响则是总体质量的下降甚至走入了低俗化。至于问题，只能期待法律和机制去逐步调节——法律警醒人们不要干什么，而机制诱导人们去干什么，怎么做就靠自己了。

　　更严峻的挑战，还是当今国际环境的“全球化”、“一体化”问题。从宏观上说，这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一种逼迫，甚至带有某种掠夺性和吞噬性。对此，首先政府应该把它提到一个文化战略的高度来对待。所以，当前最需解决的问题应该是：构建我们自己的价值体系。不能说我们没有自己的价值体系，我们历来有自己的审美追求，有中华民族共同的崇尚与好恶，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只不过共和国建立以来，由于“左”的路线干扰走了一些弯路。就艺术创作而言，一些价值标准不尽合理。譬如荷载太多的意识形态内容，违背艺术的自身规律，口号与实践名实不符等等。现在时代发展了，观念变化了，艺术多元了，国际交流也频繁了，尤其全球化的浪潮冲击，所以构建我们自己的价值体系成了当务之急。这里面首先要体现我们的民族精神，二要体现我们的文化传统，三要体现我们的民族审美理想，四要体现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五要体现时代性和包容性。另外，还应认识到，这是一个总体的追求和规范，她需要千千万万人去实践，需要长时间的验证、发展和完善，逐步积淀于国人的意识中，形成一种本能的判断，以她为理想，以她为自豪。与此同时，还需要多方扶持。构建我们自己的价值体系，其实也是国家意志的表达，所以，国家应当予以扶持，而且还要动员社会力量给予多方支持。日本有钱，他们在别的国家建日本博物馆，花钱请人去日本研究日本艺术，不断宣传日本，这样逐渐就会有更多的人对于日本艺术感兴趣。个别西方国家根据他们意识形态的需要，有针对性地收购我们的当代艺术尤其是一些政治波普，很自然就起到了渗透他们的价值观念的作用。如果我们国家也以我们的价值标准，奖励优秀作品、博物馆重点收藏作品、收藏家高价收藏作品，那我们的价值体系确立也是很自然的事了。当然，说来容易，毕竟我们国家还不富裕。但是，穷有穷的做法。譬如，分期分批或有针对性地拨款，譬如，出台有关税收政策，鼓励企业收藏，譬如，在主流媒体重点推介优秀作品，提高广大观众的审美水平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做的。中国山水画的成熟，就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审美追求所培育的结果。中国人物画当代的大发展，也是特定时期国家意志作用的结果。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思考、去实践的。

　　四、画好自己的每一幅作品

　　可以说，当前的社会环境是国际上的“一体化”和国内的“多样化”共存，“一体化”给我们以逼迫，而“多样化”则给我们以宽松，为我们提供了建国以来最好的创作环境。作为艺术家，我们应该怎么做？我认为最根本也是最简单的做法就是：画好自己的每一幅作品。

　　就创作的方式而论，画家要很传统很传统地画，或者很前卫很前卫地画，或者如从前主流意识所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地画，现在都可以自由选择，已经没有争论的必要了。就创作的目的而论，你可以致力于主流艺术的创作，对社会、对历史给以更多的关注。你也可以热心于市场运作，侧重于“搞活经济”，尽快走上先富裕起来的道路。当然，你还可以努力在这两者中找到一个合理的交叉点，两面都能照顾到，那是再理想不过了。

　　共和国建立以来，经常都要谈中国画如何发展等大问题，对于艺术发展的宏观讨论已经够充分了。现在倡导人性化、以人为本，就有更多的空间留给人们作微观的探究了。艺术，毕竟是个人心灵的诉述，个人人格的体现。它既需要有宏观方向的把握，更需要有情感表达的自由。今天，我们已经实实在在地享受到此中优越，不但经受过上个世纪压抑的艺术家感触尤深，而且经历过西方另一种自由的艺术家也为之感叹。一段时间以来，人们抱怨当今盛世，为什么没有力作？为什么没有大师？我认为，大师和力作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它和经济发展不一定成正比，而且有时候还恰恰成反比。我们的国歌是在打日本鬼子的民族危难时刻，在电影插曲里出现的。我们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是在上一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天灾人祸、老百姓最饥饿的日子搞出来的。现在中国人引以为骄傲，外国人也为之陶醉。今天，我们依旧需要抗战年代那种激奋，梁祝之间的那种真挚，而那里面所体现的也正是作者的心灵自由与历史的时代精神。当然，作为具体的艺术家，有优秀与平庸之分。作为具体的艺术作品，有高下之分，雅俗之分。市场经济年代，将会出现更多的挑战。但真正的艺术家，还应当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感，更多的历史使命感，更多地考虑回报社会。就艺术自身而论，也应该更有意识地弘扬自己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每个人都以最完美的创造奉献社会，那中国画的发展方向就自在其中了。来源：新浪网